▓图书馆：公共精神与个体解放之地

作者：杨银波 首发日：2006年12月23日

坦率说，我建“天问图书馆”乃是煞费一番苦心的。为了能够充图书馆资源，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下，我都像一个永远也吃不饱的乞讨者一般，不断与传媒界、出版界的朋友打交道，也不断与收购废品的垃圾站朋友打交道。到如今，又添置约100本，合计400余本，内容甚至涉及到各种最新的商业信息、创业信息、医疗信息、美容信息、服装信息、汽车信息等。

有许多素未蒙面的朋友给图书馆寄来了他们仅限于内部发行的资料，诸如企业文化、药品信息、产品展示等，也很有价值。还有许多刚刚“学”着办杂志报纸的朋友，从大学校园里寄来自己的创刊号，虽然内容一般，学生气未脱，仿造痕迹太重，但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。当年我在旁听大学期间，即尝试过办文学杂志，以及负责具体发行等事宜，虽然见效甚微，实难鼓动什么风潮气候，但那段经历确实让我小开了一点眼界。思想的肤浅、信息的短缺、资金的有限，是不能完全消灭敢言之勇气、鼎力之担当的。所以，我鼓励更多有理想、有抱负的人，能够通过建立自己的平台，散播自由、丰富、实际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俱在的力量，把公共领域之事领入自我之心。此种奋斗，有益于树人兼自树。

建图书馆，以我平生之力，建成30,000本的规模，应不是问题。所谓“平生之力”，乃是指抓住一切的时机，看准一切的境遇，发动一切的力量，感召更大的人群，筹备更为庞大的后备。总之，有一本就是一本，越多越好，越杂越好。一本再烂的书，智慧者读之亦可受益，惟恐避而远之，不见不闻，把自己的眼睛、耳朵都盖上一层保护膜。在一个信息充足的社会，人凭借自己的思考以及众人的议论，就实际问题及现象而深作盘算、研究、策划、行动，许多潜能都能被挖掘出来。

中国人非常令人遗憾的现象，就是一旦到了一个充盈的阶段，就完全丧失忧患意识，惰性横生，找寻不出勇往直前和勇于探索的决心与毅力。很多人本来都是非常有希望的，他们完全可以在专业以及专业之外的更多领域有所作为，但是他们往往半途而废，究其原因，多半是自我戕害的后果。我以前调查过许多号称“中产阶级”的人，他们过于精明的头脑，使他们安于现状，并努力不改变现状，因为现状尚不能威胁到他们。至于这现状的黑与白、是与非、合法与非法，他们都已经不在乎了。并非他们无能力去改变，实在是因为既得利益的一切已经认定了他们此刻的身分与行为，他们宁愿呆在一群贪猫围着一只肥鱼的屋子里，看着贪欲的本能释放，他们或者无动于衷，或者也释放本能。

中国当然是有图书馆的，在政府机构也有档案馆乃至档案局，但这些地方不为人所熟悉，也不为人所常往。在一个事实上仍然等级森严的国家里，有些资源唯有一部分特殊者所能独享。一般人必被盘问身分，再盘问这、盘问那，几番盘问之后，图书馆就进不得了，跟对待国家机密的办法差不多。河北省定州市有一个公共图书馆，说是“公共”，其实连司机也不知道图书馆的准确位置。里面藏书不足30,000 册，上面下拨的一切经费都用来订报纸、杂志了，至于新出版的书籍 则是一本都没有。最可怜的是，在这个人口达120万的定州市，每周借出去的书居然只有十余册！这样的图书馆就是完全死了。与其让其继续存在，倒不如全部散发民间，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公共资源。

有一些学校我是去走访过的，来自全国各地捐进去的书确实也很多，连校长都发出豪言壮语：“多得都不想再跟人家要了！”然而，那些书却尽是些少儿读物，全是用来放松逗趣的，不是用来树人造才的。这样的图书馆看上去是活的，其实就象鱼在水平面上翻白眼，再也沉不下去，过不了多久也是会死的。民间的租书行为倒是毫无疑问地具备了浓厚的商业气息，武侠、言情大行其道，而真正的思想所浮现和所爆发的地方，却是在虚拟的互联网上。互联网确实无所不包，一切传统媒体，不管是报纸、杂志、书籍，还是机构、组织、企业、团体、个人，统统都上了网。

在许多专门提供免费图书资源的网站上，提供几十万本书完全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倘若给我一周的时间，以我编辑超链接网页的普通水平，搞出个5,000本书的在线阅读网页，也应不是什么天大的问题。但是，中国有一亿人上网，却有13亿人还未接触到如此多的免费资源。信息仍然存留于少数人之中，更多人还固守着一点小小的空间，他们在这些小小的空间里挣扎、感叹、苦恼、疲惫、无知、麻木。这里面有经济的因素，也有非经济的因素。中国的经济状况是相对贫穷的，物质上的贫穷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，上层标榜的做法是城市供应农村，多予、少取、放活，但真正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因为一股逆流已然成型，要让他们放弃掉自己的利益不是那么容易。

我们这样的贫穷，其实还只是一部分。在我们的公共生活空间里，实在有太多非物质的贫穷。比我们在经济上更贫穷的地方，诸如印度西南角的喀拉拉邦，那里的经济状况居于全世界倒数第九，但是那里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却十分老道。仅以其图书馆为例，那里区区3,300万人，却有着9,000多间图书馆、12,000多间阅览室，每25,000人（一个乡的人口）就拥有八间图书馆、十间阅览室。上个世纪40年代，潘 力卡在喀拉拉邦推广图书馆运动，当时的口号是“一个乡，一图书馆，一阅览室”。如今60余年过去了，印度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不复 存在了，但他们的运动还在推波助澜，比运动初期的梦想还要跨越八到十倍。

中国当然也是有乡村建设运动的，很多很有价值的关注三农的事情也在展开，还有一些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，这些人和组织确实也是有能量的。但是，我们总是达不到喀拉拉邦的水平。在喀拉拉邦，图书馆已经成立联会，后来甚至更名为“议会”，并在1989年的议会中得到邦级公共图书馆”的正式承认，而且以法律形式明令邦与地方为之拨款添置图书。他们的图书馆是真正活起来的图书馆：定期为农户送书籍，并经常与合作社、学术机构、农科机构一起，合办工作坊、培训班。从农业、畜牧、能源、母婴健康，到自办刊物、写作投稿、辩论研讨、话剧创作、体育竞技、草药医治，一直到群体发展、政治空间……，图书馆的角色可谓精彩纷呈。那里的人民在图书馆中领略着技术、情感、精神，具有相当的凝聚力。

要说东方文明，印度是必定要身在其中的。那里也有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人口，那里也有大量的文盲，但就连许多不识字的文盲，也几十年如一日地保留着一个习惯：几千人分成30～40人一组，每组由识字的工人轮流朗读报纸和书籍，工作与阅读两头并进。阅读自然会耽误工作，工作效率会因为这样的习惯而降低，工作收入会减少三分之一左右，但是这些人宁愿工资减少也要听、也要读。在他们的内心里，已经不再只是利益那么狭窄的空间，而是真正把自己的身心放逐于外面广阔的世界，在其中接受信息，接受启迪，深作思考。

印度是一个崇尚哲学的国度。有朋友从印度经过，发信来跟我谈那里的神秘，说一位老人坐在大树底下乘凉，看见飘落的枯叶，捡起其中一片，久久不语，痛苦非常，两小时后突然哈哈大笑。我无法得知这位印度老人在这两小时里具体思考着什么，但我对这种以思考力为习惯和民俗的场景感到由衷的敬佩。反观中国，我们的公共生活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了极点，从经济上的分割到人格上的分割，从小农经济到小商生意，人人都被限定在一个相当狭窄的空间里，人与人不相往来，人人相食且人人警惕。强烈的防范意识，惰性的根深蒂固，精明的趋炎附势，实际上已经把许多人都拖向了只能往内看、不能往外看的状态。个人在被国家、风气束缚的同时，自己也把自己僵固了。

图书馆的开放性，必以打破个人僵固为宗旨，唯有个体打破个体束缚，而后关注众人生态，才可能打破更多公共空间的束缚。我们虽然生活于和平年代，但心灵仍然如同牢中囚徒、瓮中之鳖、井底之蛙。倘不能解放自我，那么说什么民族大义、天下苍生，也是乏力得很。中国人的自由主义却不自由，其根本也在于心灵深处难以净化、难以豁达，更不必说圆满。我建图书馆，选择在家乡，选择一个曾经是那样苦涩、庸懒、贫穷、麻木、分散的地方，就是希望能够首先打破个体束缚。这里的公共资源完全谈不上什么凝聚力，可能诸如麻将、大贰、金花之类的赌博，诸如艳舞、抽奖、打架之类的场合，才能把众人都聚拢起来，专心致志，聚精会神。

 　　政府实在谈不上什么凝聚力的。在扮演策划者与实施者的角色中，他们的诸多宣传一向都是那么机械，没有生动、形象可言，人民也缺乏主动而生动的参与。宗族的势力，家庭本位的考量，实际上已经把这里分裂得四分五散。没有一种强烈的号召力的存在，人们便不能主动站出来对众人阐述个人之见。在三里之外的一面沙砖墙上，倒是有一位妇女十分敢言，经常在半夜起身，在墙上写上毛笔字，猛烈抨击当今各种怪现状，并题名：“要关要管，就找我──朱丰紫！”不料，此人竟患有精神病，众人只当其行为是个玩笑，而我却感觉到了某种强烈的真实感。

我希望“天问图书馆”能够更为开放地吸纳和释放更多的能量。在未来的岁月里，这里将成为许多人的集聚地。交通便利之后，这里更将成为众人的家园。在这个图书馆里，没有那些条条框框，没有那些元、角、分，没有此人可交与不可交之分，但凡是个“人”，就有权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必打什么啰里啰嗦的招呼。这个图书馆来之不易，很多人都不清楚我为什么在搞职业写作的时候，居然也有“网络免费赚钱”这一手，其实网赚、网赚，所赚得的一点点元、角、分，全都投入到这个图书馆之中了。

网上确实有许多免费资源，比如免费赠书、免费赠杂志、免费赠礼品，许多商家或个人为了推销自己，搞出这一套“免费注册拿赠品”的游戏，我参与进去了。也有人在创刊或发行，担任着一些媒体的职务，形形色色，什么都有，我也来而不拒，全都与之打交道，提些建议，谈些想法，出些主意，而要求却只有一个：给我一本，捐进图书馆。有一位搞电脑创业的朋友，近日欲免费赠送价值3,000余元的电脑专业书籍，被我婉拒，因为这位朋友手下正有那么多孜孜不倦的徒弟正在学习电脑，拿给他们传阅更为重要。

我当年是没有什么书可看的。贫穷落魄之中，只靠几本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敢言书籍，坐在树林里，自日出到日落，把书看得破破烂烂，一遍又一遍，仅批注和感想就接近于书内容本身的1／4，说来十分辛酸。记得当时有一本在大陆出版的《凹凸文化》，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中的文化传统，就那么薄的一本书，竟被我看了两个多月，最后只剩下书的封面与底面，中间的内容全被剪了下来，一页一页地张贴在笔记本上，旁边写下许多批注、感想，因为书的空白处实在是写不下了。

我以我的一点经历，来告知人们：的确有一些人嗜书如命，他们在有限的资源里，一点一滴地解放着自己闭塞的心灵。现在的400余本书籍，我也尽量抽出时间去阅读、批注、记录。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当我什么事也不需要去做了，什么问题都可以交由他人来完成了，然后我就去当一只“职业书虫”，把这个图书馆的书嚼透、嚼烂，嚼得渣渣儿都不剩。到我年老的时候，我可以坐在这个图书馆里面，把主讲视频上传给电视台和自己的网站，使之成为我每日必须的节目和事务。写文章实在太慢了，倒不如搞些“一个人的战斗”，速战速绝，不亦快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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▓《壹刊》创刊词

作者：杨银波 首发日：2008年5月5日

    仰望数千年的黑暗天空，划破这般沉寂的，是太阳的光辉，是月色的皎洁，是星辰的闪亮，是你和我这样极普通、极寻常、极无权、极无势的人所行走的“一滴一滴，滴成血色的道路”。这样的人，常在乱世里为“念想”而活着，为他人的快乐而快乐，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。有时，我们将这种“念想”称为理想，称为主义，称为信念，甚至称为“生活”本身。

    个体在中国传统里，总是被压榨、挤兑、钳制、捆绑得最厉害的角色。没有个体，没有具体的你，没有具体的我，没有完完全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活着、笑着、哭着、奋斗着。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历史，镇止民心，防民甚于防川，天下一统。在那恐怖与洗脑之外，更多的是自我束缚、自我恐惧、自我麻醉、自我冷漠。无数人批判着“中国人”的劣根，无数人指控着“中国人”的麻木，一百年前如此，一百年后亦如此。这是个自己加诸沉重于自身的民族，越悲剧的、越灾难的、越恐怖的、越黑暗的，反而越成为牵动人之精神世界的某种资质、经验、记忆、历史，甚至是文化。在这坛没有新鲜空气与自由感觉的酱缸里，个体的自我超越乃是最大的难题，尤其是将自己与国家命运紧绑在一起之时，要真正作出自己最勇敢的选择，恐怕需要太多不一样的历练与探索。

    人已是如此微小，微小得如风中的尘埃，如刚刚死去的农妇，如飘在空中的你那沙哑颤抖的声音。多少年以来，在这个国家，即使抛开最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，你所看到的所有主张，都极少是站在个体立场上说话的，每个人都像国家元首，每个人都爱争“国家之民主”、“人民之自由”、“民族之强盛”。无论是发展经济，还是推动政治改革，无论是反击腐败，还是力求法治宪政，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“国家”、“人民”、“民族”。你甚至不明白你和我这样的公民、这样的个体，究竟在哪里真实地活着？如今的2008年，居然连“禁止在规定的公共场所吸烟”也有“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”来主管，这习惯上的事情，竟已成为爱国与否的判断。这样的土壤和空气所孕育出来的人，要想找到自己真实的灵魂，将比其它民族更为艰难。

    “五四”青年节当日，我喝醉了。我说：“为我们的节日干杯！”然而，那节日本身的由来，却是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，不是自由主义，更不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自由主义。没有人说：“国家之民主不等于个人之民主，国家之自由不等于个人之自由。”所有人都在为国付出。那是个强大的磁场，或者是熟练掌握这个民族规律的人的借口。古代的臣民想说点真话，也要先“万岁”好几遍，那是孝忠君主之权的前提，而后才有几句隐藏、含糊、擦边球的真话。现代的人想说点真话，即使不用那么直白地向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学习，也要把“爱国”叫得极为响亮。起初，大家都习惯了，以为不过是口头禅，可这样的气氛越发浓重，且被众人见证到可怜、可悲之时，你已体会到了什么叫骨子里的恐惧。最初基于热血与理想的呼喊，转化成基于恐惧的“行话”，这样的“行话”是你要展示自己意志的前提，倘若没有，你就会站在国家的对立面。

    国家其实只是手段，它的目的是社会，是你和我这样具体的人。然而，在这里却很奇怪，国家与社会是常有对立的，因为这个国家极难成为人人心中的国家，反而是被偷换概念之后的统治阶层的另一个代名词，不是你和我。你若不能将自己的主张融入这样的“国家”，也就是不能让自己永远站在统治阶层的立场来说话，那么你所代言的群体，以及你自己，都将成为众矢之的。这实在是个巨大的悲哀。2008年4月29日，知名作家柏杨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，生前他说“不为君主唱赞歌，只为苍生说人话”，那个“苍生”，是你和我这样的人。在他迷留人间之际，精神极度压抑，喝着流体食品，嘴里提得最多的，除了“我怎么会这样”，就是“国家与社会”。这样的灵魂，已深刻地懂得个体、国家、社会的含义，以及这当中的巨大冲突。人啊，仔细想起来真是渺小得很，穿越历史，抚今追昔，每个人都应该问：我在哪里？我怎么会这样？国家啊，社会啊，在我心里装着，可是国家和社会是怎样装着我的呢？

    这次我办《壹刊》，就是办“一”个人的刊，办一个“人”的刊。我认为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能力，将自己塑造为强大的公民，不降为乱世中的墙头草，不降为屠刀下的胆小鬼。我是人，我们都是人，古人说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，我说“我自己就是历史”。那个强大得过分强大的“国家”不是我的追求，我所爱的“国家”，是人有人的意志、人有人的尊严、人有人的幸福、人有人的权利之国家。我不要强大得可以弱民、寡民、削民、镇民、吓民、驯民的国家，我要弱小得可以让公民不必畏惧、不必恐慌、不必撒谎、不必逃避、不必沉默、不必无辜受刑、不必自阉良知的国家。《壹刊》是给人看的，不是给国家看的。国家是长在心里的，不是挂在嘴边的。我尊敬你，并不是因为我怕你。倘若你认为你能够给我制造恐怖，让我晓以厉害，让我退步三尺，甚至从此装聋作哑，那么我会干脆进它三步，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醒。

    有些自称“混社会”的人，就常常带点不伦不类的“国家”形象，古板着“国家”面孔，专门扰民，杀鸡儆猴。威胁你时，总有这样的话：“现在想明白了吧？我整你，我弄你，我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是给你面子，是你的福份。你早这么知趣，不就没事了吗？”你若有半个“不”字，这样的人就会圆瞪双眼：“不想活啦？也不打听打听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遂自恃强大霸气，蔑视你如同蔑视路边野草。当然，“国家”是比这种人更复杂的。那是政教合一的角色，既“政”你又“教”你，不但统领你，还要教化你，不但是统治者，还是教导者，是权力与精神的最高坐标。你以为自己已经足够温顺了，可最后还是成为受害者。你把所有的怨气都洒向“国家”，其实那也是你自己不争气，自己无胆魄，自己捆绑了自己。我不同，我有我自己的判断，是要迈出我自己的步伐的。

    起初并不如此，与很多人一样，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，不去管那么多，但后来不一样了，我要管，必须管，因为你与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这是众人的生态，与你我息息相关。当然，这需要过程。与真正懂得天高地厚的人一样，我也见过很多不寻常的人物。你第一眼看到他们——对，只须一眼——，你就被征服了，因为这样的人值得你敬重，他们的眼神穿越了生死与恐惧，从地狱里爬起来回到人间俯视着你，让你的心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。我也见过无数的受难者，有崛起的，有沉默的，有变异的，有投机的，形形色色的人，形形色色的追求，形形色色的命运。如果你懂得耶稣，那么干脆豁出去，为别人受点难，为别人吃点苦，以悲悯的眼光看着你的对手、你的敌人——不，那不是你的对手和敌人，那是你自己，你的无数个“自己”。所有人的苦难，都堆积在你的心中，你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就如你自己的痛苦那样。

    《壹刊》的“一”，也是“道”的意思，是《老子》“道生一”的“道”，“道生一”的“一”。年少时，有一位北京教授，在黑板上写下“人”。人有了道，就在“人”上加个“一”，即是“大”。“大”上再加个道，也就是再加个“一”，便是“天”。天道即为最高道，是道上之道。这种中国人倡导的“天人合一”理念，正是需要《壹刊》去实践的。那是将自己融入万千，将万千融入自己，这样的“觉”，这样的“悟”，这样的身体力行，既是个体的，也是超越个体的。《壹刊》是完全属于“一人”的刊，而这“一人”却不仅仅是“我”的意思，还包括“有一之人”也就是“有道之人”的意思，它起码属于“大人”——基于道而强大起来的人。这是东方式的自信，可以拔地而起，可以“起而立，立而行”，不是顺民、小民、弱民、老百姓一类的形象。

    《壹刊》所有的内容，全是我自己的笔墨。没错，就我一个人来写，一个人来编，一个人来发。我偏要看看，自己的极限在哪里？偏要看看，一个不服镇压和笼络的普通公民，在这样的时代里，究竟有多大的能量、气场、影响？而后，又有多大的后果在等待着自己？这源于年少时的一个梦想。大约16岁时，我阅读破除台湾报禁的诸多文章，当中的努力，有组织式的，有非组织式的，有同仁式的，也有个人式的。当时没有网络，大多是地摊式的贩卖，有人把类似人体艺术的美女图片混杂在民刊封面，路人以为是贩卖色情刊物，不料里面却在大谈民主，纵论当下政情，传承文化独立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主编《千秋评论》的李敖。如今，网络时代来了，与其在路边、校园、小铺、书店零零落落地卖出几百本，倒不如在电子书网站、电子报网站免费发行自己的电子刊物。就如搜集资料的本事再厉害的李敖，也远远逊于google.com，真是名副其实的“俱往矣”了。

    网络时代的论坛、社区、博客、主页，无论传播效力如何低微，起码也是数千人的影响力。若发行电子杂志，HTML格式的、容量大而杂的文本，容易被视为垃圾邮件，倒不如以最简单的TXT格式发送，每期的容量也就几十KB而已。到一定的期数，譬如50期、100期，做成RAR的压缩文档，又可以供人免费下载。这是完全不把文章当赚钱的行当，与其不要版税地出版几千册，倒不如网络传播来得迅速而直接，再大的容量都装得下，再敏感的内容也禁不了。作者没有成本的负担，读者没有成本的负担。免费的时代，意味着太多太多免费的益处。我已看见中国出版主管部门对民间“自助出版”的压制禁令，想象着许多博客作者拿钱印刷自己纸质作品的痛楚，真不如办电子杂志来得痛快。

    《壹刊》是我个人作品的专栏杂志，每周星期日发行（亦可不定期发刊），这发行的内容不是别的，正是一周之内自己已发表作品的转载集合，多则十篇以上，少则五篇以下。常看到读者来信，反映“看不到你的文章”、“都打不开网页”、“被过滤得非常厉害”。一些不懂网络技术的人，想破除网络封锁看不一样的观点，也是那么困难，成了生活的烦恼。不可见的良知不是良知，与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是一个意思。办《壹刊》之前，我还发现，许多人对于我这样的青年人的认识还停留在2003年，停留在那个20岁的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、“只要舍得一身寡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的记忆里。现在已是2008年了，斗转星移，沧桑巨变，人在复杂的时代潮流冲击之下，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起点。

    《壹刊》最起码要证明的就是：第一，这个人非常勤奋，快得不是一般快，关注着万千的事物，一切都要写尽；第二，这个人有无限的可能，他在变化，不断地变化，以各种不同的风格，不断地在自己的轨道上做人、做事、立言、立德；第三，这是一个榨不干、打不垮、杀不尽、吓不怕的中国青年，天天站在黑压压的天空底下示威、呼喊、评议，既做自己的形象，也做青年的标竿。一流的作家是挣扎出来的，是抗争出来的，就如军人只搞演习而不参战便不知道什么才是战争，政治家只搞权术而不倾力民事便只能沦为下三滥的政客。《壹刊》要展示的是，真正的作家，既不是权力的奴隶，也不是读者的奴隶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作家常常要站在相当危险的位置，说着相当危险的话，让人警醒，让人后怕，让人不沉迷于当中，甚至成为每个人喉咙里的一根鱼刺。

    网络时代本应是平民时代，然而这平民时代却只在虚拟世界之中存在着，这次不同，《壹刊》要在真实世界里勇敢地存在一回，活在人的心中。平民时代还要向公民时代跨越，人与人之间不是拉平对方，不是搞形式上的平等，而是人人焕发力量，人人抖擞精神，人人挺起胸膛做人，人人向高处攀登，每个人都不卑躬屈膝，不自甘堕落，可同流，但并不合污。我从来不认为历代先哲已经将一切说透、说尽，倘若真是说透、说尽，后人也还要去实践，还是去高扬自己的风帆，传承一些下来，创造一些出来。那所有活在故事和梦想里的传奇，都不足为奇，我们就是传奇，这传奇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身上，就在无限的可能中。不要问“敢不敢”，只要问“肯不肯”，不要问“能不能”，只要问“干不干”。只要你肯，你干，你坚持，你刻苦，你能舍弃许多别人舍弃不了的，你能豁得出去自己的牵挂，那么你就上场吧，你就干吧。

    如果你是众人眼里的艺人，一首歌唱它几十年而不累，那么我就是另外一种艺人，把万物都写尽，写到你的灵魂里，让它保存下来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。《壹刊》即是以最干净利落的文字，最简单普通的包装，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，告诉你我的内心，让你看到我的眼、我的嘴、我的灵魂，让你听到我的心跳，摸到我的神经。让理想活着吧，让热血沸腾吧，让青年真正是个青年，让人真正是个人，让作家像邮政局的邮递员，像电信公司的维修工，像田间的农科者，进入你的真实生活，进入你的敏感内心。

    2008年“五四”青年节，是《壹刊》的创刊日。重复一遍，那天我喝醉了，醉得几乎不省人事，而内心却是清醒的，我知道我要干什么。上苍不必保佑《壹刊》之命运，我来保佑就已足矣。因为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身体里的血液还能供氧，脑袋里没有血管爆裂，还有一丝力气举着右手中指敲击键盘，那么所有懂得中文的人就能读到它，分分钟钟都能读到它。这就是《壹刊》最直白的创刊词。这篇创刊词，在今天首发于《民主论坛》。十年前，《民主论坛》创刊；十年后，《壹刊》创刊。比《壹刊》年长十岁的《民主论坛》，正是《壹刊》在个人意义上的延续与偶像，犹如浩然正气的下一代人之于浩气长存的上一代人。青年们，坚持，奋进，一如既往，一干到底，索性就来看《壹刊》吧，听那拿命来博击的声音！

    （《壹刊》的前身，系2003年1月19日杨银波创办的《百年斗志周刊》，其时，杨银波将满20岁。）